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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出国经历回顾(1)(单振国)

来源: 发布时间:2015-03-23【字体:

    我是个普通科研人员,却能从1983年开始,因公出国8次,而且,多由对方资助。靠什么?我以为:靠的是“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”这块牌子,靠的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这个坚强后盾。没有这些,就没有下面的一切。  

  一、出国前奏 

    1979年前,我从没想过要出国。79年后,我们的国家开始发生变化,国家领导人与外界的交流多了,国家开始向外派遣留学生了,单位领导也开始与外界交流了。但这一切,似乎对我的影响不大,因为我觉得,作为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,轮到我出国,早着呢。 

    1980年的一天,所领导通知我:脱产到上海科技大学学习英语口语半年。后来,我才知道,领导上当时想让我去匈牙利短期工作3个月。但由于中国科学院和匈牙利科学院当时尚无交流协议,因此,此项计划未能最终实现。不过,这半年的闭门学习却使我收益非浅。刚进去时,我根本无法开口,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,在同学们的帮助下,我终于能在结业时用英语谈点体会了!这里,我要衷心感谢我的老师,特别是王志德老师,是他教给我正确的学习方法:学一篇课文,首先要做到Recite(背诵),然后是Retell(复述故事)、Reproduction(改写)。这样的学习,虽然艰苦一些,但收益颇丰。这种学习方法,对我以后的英语水平提高,有着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。 

    1983年,我的一篇文章“GaAlAs/GaAs DH激光器发光位置的实验研究”被美国CLEO(激光、电子、光学国际会议)录用,并要求作口头报告(后来,我提出的GaAlAs/GaAs DH激光器发光器红外透射/发光观察法,获上海市重大科研成果三等奖,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二等奖)。根据当时规定,科研人员出国必须经过英语水平考试,除非他或她曾经在国外留学一年以上。319日,我突然接到通知,要我于326日前往北京参加临时出国人员的英语水平考试。幸运的是,我通过了!但考试成绩直到55日才正式下发,而这时我所赴美人员的名单已经确定。我失去了赴美开会的机会,心里觉得很晦气。 

    不久,所领导决定:让我参加于1983912-2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“第四届国际相干光学研讨班”。几乎是同时,让我填写ICTP(设在意大利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)的申请表格,希望能送我到意大利实验室进修一段时间。尽管表格已经过期,但还是寄出去了。 

  二、首访捷克斯洛伐克 

    19839月,我与安徽光机所的一位同志组团,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国际会议。这是我第一次出国,所有费用都是国家给的。我十分兴奋,用服装费在上海友谊商店定做了一套西装。到京后,科学院有专人接待,专门对我们进行出国教育。98日,我们乘飞机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,使馆专门派车到机场来接。我们住在使馆,吃饭不要钱。第二天,我们再乘飞机从布加勒斯特飞往布拉格,驻捷使馆的同志也专门派车来接,我们同样住在使馆,既安全又便宜。911 日下午,我们乘捷方汽车离开布拉格,2个半小时后,便到达捷克南部离奥地利很近的小城镇必堪利(Bechyne),会议在古堡里举行。在那里我结识了许多前苏联、捷克、匈牙利等国的科学家。22日,回到布拉格,在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布拉格技术大学索浩尔(V.Sochor)教授的安排下,我们还顺访了捷克技术大学、捷克物理研究所、捷克无线电和电子研究所等,收益颇丰。927日离布拉格到达布加勒斯特,29日回国。  

  第四届国际相干光学研讨班 

    1980年开始出现的国际相干光学研讨班(ISCO),是由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组织召集的,每年一次,轮流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举行。参加者除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科学家之外,还经常邀请美、英、法、德(西德)的科学家参加。在那时,这样的研讨班对加强东西方学术交流,加强各国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很有帮助的。大约有100多位科学家出席了这次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4ISCO,他们来自苏、捷、波、东德、西德、匈、罗、意、越、瑞典、中国的11个国家。我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研讨班,在会上,我代表我们的集体,作了“光通信用半导体激光器特性的测量和分析”的报告,受到了大家的欢迎,后来这篇文章还被收集在他们出版的会议文集中。1989年,我又参加了在前苏联乌日哥罗德(现属乌克兰)举行的第九届ISCO。此后,我与这个研讨班的联系就中断了。  

  难忘的告别宴会 

   ISCO’4组织委员会主席是布拉格技术大学的索浩尔教授,从事纤维光学研究。他对来自中国的同行非常热情。由于我的英语口语稍微好些,能用简单的英语与外国朋友交谈,所以索浩尔教授就特别喜欢找我聊天,如邀我到酒巴喝酒,要我谈中国风土人情,谈中国激光研究概况。他还邀我们到他家里作客(图1),让我们尝他从国外带回来的美味佳肴,尝他家园子里的草莓。尤其使我难忘的是:921日,会议结束的那一天,要开一个闭幕会。临到开会前的半小时,索浩尔教授突然来找我,要我在开会时,到主席台就坐,并且要我发言。我感到有些紧张,说,不行,不行。你请他(我的同伴)上去吧。索浩尔笑着说,就是你了,请不要推托,我还有其它事情要做。没有办法,我只好答应。我请周围的人统统走开,留下我一个人,苦思冥想。开会时,我真的被邀坐在主席台上,第一个讲话的是此次会议的国际顾问、意大利科学家,第二个讲话的是苏联科学家,第三个讲话的就是我,第四、五…个讲话的才是东德、罗马尼亚、匈牙利、波兰等国的科学家。这时,我才意识到,他们是按照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顺序来安排发言的,而我就是中国的一位代表。原来,他们要我坐主席台,不是因为别的,就是因为我来自中国。他们要我发言,是因为我的英语稍微好一点。于是,我硬着头皮讲一句中文,然后自翻成英文。我真诚地祝愿会议圆满成功,感谢东道主的辛勤劳动,希望今后加强交流,等等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在我讲完之后,竟有不少外国朋友,竖起大姆指向我表示祝贺,说“You did well”(你讲得好)。我知道,这是他们对我的鼓励,但这件事,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,极大地提高了我的自信心。从此,我懂得了两件事:第一、尽管在家里,我是普通的科研人员,但一出国,我就可能成为一名中国代表,我就必须时时处处想到这件事,必须严格要求自己,不能损害中国人的形象。第二、一定要学好英语,这是与外国友人进行交流、建立友谊的必要条件。我与索浩尔教授的友谊就是由此开始的,后来,在他的邀请和资助下,我又于1986年和1989年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,他和他的同事们也通过我访华三次。 

  1 V.Sochor教授家作客 

 

  为公家省钱 

   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,在这次出国中,我们在这方面是做得不错的。我记得,我们两个人共从银行里领了1660元美金,作为我们在国外的消费。当然,这都是公家的钱,属于我们自己的,只有每人15美元的津贴,此外,每人还可以用人民币换15美元,即属于自己的是每人30美元。我记得,当时我用这30美元,在使馆给我爱人买了一块手表和一件滑雪衫。由于经济不太宽裕,出国时,我们两个人总共只带了一卷彩色胶卷,其余都是黑白的。当我们在布加勒斯特、布拉格访问时,真的觉得这些城市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,但由于没有彩色胶卷,不能将想拍的都拍下来,心里十分遗憾。直到第二、第三次访捷时,我才如愿以偿地拍了个够。对于公家的钱,我们十分注意节约,在一般情况下,我们都尽量在使馆吃、住。如果在外面吃,也尽量节省,吃完后,向对方索取发票,以便回来报销。结果,我们将超过一半的钱,带回来上交,为此,我们还受到院部同志的口头表扬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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